隴南文宗
任其昌(1831年—1900年)，字士言，秦州(今天水市秦城區)人，清末隴右著名詩人、“隴南文宗”。他出身貧寒，家世耕讀，父親勤學，科舉卻顆粒無收，晚境潦倒；八歲時，父親病故，卒前告誡任其昌：“即餓死，勿改業�！边@貧困而凄慘的一頁，成為激勵任其昌發奮苦讀的重要動力。
從此，他謹遵遺命，矢志不渝，即便有時挨餓讀書，也“向學之志未或因之稍阻”。(任承允《先考府君行述》，載《桐自生宅文集》卷六)求學過程中，任其昌還得到秦州知州董平章、天水書院山長衛浚都、周兆錦等人的襄助或賞識。咸豐八年(1858年)，“天資高邁，博聞強識，覃精三禮之學”(《清史列傳？任其昌傳》)的任其昌中舉，六年后(同治四年(1865年))中三甲進士，被任以戶部主事之職。
此時的任其昌26歲，正是學業初步成熟、事業精明強干的時期�！俺癁樘锷崂�，暮登天子堂”，從貧寒苦讀到戶部京官，他的人生實現了質的飛躍。戶部主事為六品官，作為三甲進士，這算是相當不錯的安排了：新科進士中，除了那些選為庶吉士的之外，就數部郎、主事之職較為理想；相比那些出任邊遠縣令的如牛運震來說，任其昌的境遇好多了。所以，初入官場的他充滿著朝氣和希望，如其《夜坐書懷其五》所表達：“我愛班定遠，時來便投筆。萬里覓封侯，安用守空室�！彼坪躅H有雄心，渴望著建功立業。
但任其昌的京官生涯并不順暢。這倒不是能力問題，而是他自己人生的坎坷遭際，或者說是“命途多舛”吧。為方便盡孝，他把母親、妻子都接到北京，不料妻子卻半年后病故于京。這引起了任其昌的深沉哀思。加之母親亦多病，尚未而立的任其昌便倍覺生活艱難。可以想見，一介貧寒士子毫無根基地側身于繁華帝都，妻子病故，母親嬰疾，他就疲于應付。還有那官場的不堪，也讓他深感失落，“蕭艾蔚成林，覆蔽孤生竹”(《夜坐書懷其十五》)，“蕭艾”指小人，“孤生竹”就是他的寫照，小人太多，他們遮蔽了任其昌前行的道路。
由此來看，任其昌自同治五年(1866年)入職戶部主事，到同治十二年(1873年)返鄉后退出官場，七年不見升遷，仕途比較黯淡；其間既有妻子去世、母親體弱的原因，也有官場貪濁的原因，當然也肯定與任其昌的個性有關。無論如何，他返回秦州后，再也不愿涉足官場了，“十載虛名鏡里華”(《夜坐書懷其二十一》)，京城歲月，換來的是鏡里華發，此外似乎無所收獲；“才不堪世用，敢云知者稀”(《除夕守歲》)，他謙稱自己能力有限，不敢埋怨無人引援，如同孟浩然的“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”一樣，失落、幽怨都在其中。
回鄉后，任其昌主講于天水書院。此時的甘肅大地剛剛經過大規模的兵亂，元氣尚未恢復，文教更是在初步恢復之中。任其昌的到來就像一場及時雨，給天水、隴南一帶的文化教育帶來了高水平內容和最新的時事動態，而他敏銳的詩才、淵博的學識、穩重的教風和高尚的節操，更是贏得了一方官民和士子的高度認可，為徹底扭轉當地教育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官場上步履維艱的任其昌，教壇上卻順風順水、適得其人。
光緒三年(1877年)，隴南書院建成，任其昌赴隴南書院講學并任山長。從此，直至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去世，這28年間，他一直都主講于隴南書院。隴南書院是當時隴東南質量最優的書院，前后總共聘任了兩任山長，即任其昌、任承允父子。可以說，是任氏父子打造了隴南書院的教學質量和風格。該院造就了許多優秀人才，這些人才絕大多數都與任其昌的教導有關，據載，任其昌門下中舉、中進士者達八十余人，這絕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數字；其中聞名于時者，有劉永亨、哈銳、丁秉乾、任承允、楊潤身、陳養源、田駿豐等。也正因此，任其昌就被尊稱為“隴南文宗”。
當然，如果僅僅將任其昌看作一位深居簡出的教書先生，那遠不符實際。試想，一個能那樣大范圍贏得學生崇敬的師長，必然是學識、思想、人格兼具的先生，僅靠勤奮和學識肯定還達不到這個要求。事實上，任其昌有著極為濃郁的家國情懷。這其實是那個時代士人的普遍現象，畢竟身處風雨飄搖、瓜剖豆分之際，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士人，都會產生民族情結、家國情懷。比如任其昌的《詠史》詩：
小朝廷里騁游談，半壁江山興已酣。
絕少輕軍臨塞北，已聞和談誤江南。
盟言敢信神能鑒，歲幣須防我不堪。
自是庸臣能誤國，黃龍何處駐征驂。
詩中對晚清朝廷一味和談、割地賠款的國策深惡痛絕，“盟言敢信神能鑒，歲幣須防我不堪”，在他看來，帝國主義的一紙盟約鬼才信呢，而年年貢幣輸誠，傷國之元氣，才是國家的重大危機。
任其昌類似抒寫家國情懷的詩歌還有很多。這說明，仕途蹭蹬、教書育人、吟詩作賦、皓首窮經的任其昌，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教書匠，而是一位有著濃郁家國情懷、強烈人格感召力的淵博學者和著名詩人，這樣的人，就是妥妥的“學為人師，行為世范”的“人師”和教育家。
(執筆：清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