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跨區域辦事的繁瑣奔波到“跨省通辦”的便捷高效，從農村資產的“沉睡閑置”到產權入市的“保值增值”，從基層治理的“堵點難點”到民主議政的“精準破局”。紅古區以民生需求為導向，深耕跨域政務服務、農村產權交易、基層民主議政三大改革實踐。將服務送到群眾“抬腳就到”的地方，把實事辦進老百姓心坎里，以一系列務實舉措繪就基層治理便民惠民新圖景。
從“跨省跑”到“家門口”——政務服務的邊界消融
曾經，對于生活在紅古與民和交界處的居民和企業來說，“隔壁省”的事情往往意味著繁瑣與奔波。營業執照、社保醫保，這些尋常事一旦碰上“跨域”，就成了頭疼事。然而，隨著“跨省通辦”業務逐漸發展成熟，更多群眾享受到了改革的便利。
在紅古區政務服務管理局，我們聽到的不是壁壘如何堅固，而是它們如何被一一撬動。“核心就一條：群眾和企業覺得怎么辦方便，我們就朝哪個方向改。”蘭州市紅古區政務服務中心副主任陸舒菲這樣說道。
變化是具體的。在兩地政務服務中心，醒目的“跨省通辦專窗”背后，是300余類高頻事項的線下無差別受理清單。僅需一個虛擬窗口和遠程音視頻，身在紅古的工作人員就能為民和縣的群眾完成身份核驗。據介紹，7個跨省通辦專窗創建以來累計辦件2202件，辦結率和群眾滿意度均穩定超98%。
在2024年底，家住民和縣從事餐飲行業的馬強，需要注銷曾在白銀市靖遠縣辦理的營業執照，由于工作、路途等原因不便回靖遠縣辦理，于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來到民和政務大廳咨詢相關情況，通過“虛擬窗口”與紅古政務大廳的工作人員獲得了聯系，在反映情況后，大廳依托“虛擬窗口”應用，線上聯系民和縣政務大廳提供了馬先生的其他信息資料，通過三方的連線配合，最終順利為馬先生完成了異地營業執照注銷的業務。
更妙的是一場場開在鄉鎮街頭的“政務集市”。沒有嚴肅的柜臺，取而代之的是攤點式的政策咨詢與即辦服務。社保繳費、醫保備案、執照咨詢……事情不大，卻件件關乎民生。兩場活動，8000多人次參與，200多件業務現場辦結。這不像傳統的政務大廳，倒更像一個熱鬧的便民服務節。陸舒菲說，“我們就是要把服務送到他們‘抬腳就到’的地方。”這種主動的“走出去”，讓跨域服務從冰冷的流程，變成了有溫度的場景。
沉睡資產“活”起來——農村產權交易的“紅古試驗”
如果說政務服務的改革關乎效率與便利，那么在紅古區廣袤的農村，另一場關乎“盤活”與“增值”的改革，同樣在紅古悄然進行。它的舞臺，是紅古區農村產權交易中心。
在花莊鎮的一處便民服務中心內，記者見到了紅古區農村產業交易中心負責人陳奇。談起這個中心，他打開了話匣子，其實就是想讓村里的“家底”更透明、更值錢。
為何選址花莊？答案很務實：紅古的涉農項目與活躍產權，多集中在花莊、平安、紅古三鎮，而花莊鎮又恰巧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三鎮中心。把中心設在這里，就是要把服務送到資源最密集、需求最旺盛的一線，這是窗口前移最直白的邏輯。
“過去村里資產流轉，多在熟人之間口頭約定，權責不清容易留下矛盾。”陳奇說，“現在，我們的所有流程就在陽光下運行。”他舉了個眼前的例子，平安鎮中和村，有6座鋼架大棚打算整體出租。信息被村服務點收集，提交到中心審核后，便掛上了交易平臺。一旦有家庭農場或涉農企業看中，即可報名。若只有一家，便協議成交；若多家競爭，則啟動在線競價，“價高者得”。“這樣既能保證集體資產保值增值，也能引入更有實力的經營主體，說不定還能帶來新技術。”陳奇解釋道。
交易品種的拓展，折射出改革的深度。從最普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、集體經營性資產，到相對小眾的農業生產設施設備、閑置農房使用權，甚至用水權，目前可交易的品種已達17類。“像林權，我們紅古少，但永登、榆中多；像水域灘涂養殖權，南方很普遍，我們也在探索。”
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，紅古區2025年完成68宗產權交易，較2024年同比增長了近6倍。交易額也從2024年的900多萬元，躍升至2025年的5300多萬元——數據的躍升，直觀反映了市場的認可。
議政亭里的“基層民主”——讓街道治理聽見更多聲音
改革的脈搏，不僅跳動在政務服務大廳和產權交易平臺，也深入到了城市治理的末梢——街道與社區。在華龍街道，“議政代表會議制度”的探索，正試圖為基層治理打開一扇新的窗口，讓民主議政的聲音，真正落到居民家門口。
如何讓街道的決策和工作更貼近民意？華龍街道的辦法是，在人大代表之外，再從社區書記、網格員、物業負責人、熱心居民等群體中，推選出60名議政代表。他們不具法律賦予的人大代表權力，卻是收集民情、監督工作、議事協商的重要力量。
“關鍵是要給他們搭臺子、創機會，讓議政不是空談。”華龍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張東紅介紹。代表們通過看似微小的平臺——“小區議事會”“紅石榴議事亭”“流動辦公桌”——輕巧的疏通基層治理“腸梗阻”。于是，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生動的民主實踐場景：
在龍盛社區農行家屬院，一個困擾居民的停車難問題，被擺上了“小區議事會”。議政代表李峰聽到呼聲后，組織居民協商，最終通過社區牽線，引入第三方公司安裝智能道閘，實現了本院車輛有序免費停放。一個“議事會”，解了“老大難”。
在振興社區，針對物業與居民的突出矛盾，代表們將“流動辦公桌”搬到現場，組織物業、居民代表面對面“聯合診斷”，現場督促整改，迅速化解了積怨。
“把50名各級人大代表，60名議政代表嵌入‘田字型’治理網格，在網格里收集民意、參與服務。”張東紅認為，這種模式讓議政代表與群眾的聯系從“一年見幾次”變成了“天天能聯系”。華龍街道的種種舉措保證了下面這行數據：各級人大代表和議政代表通過“小區議事”“社區議事”平臺，解決群眾身邊事702件，群眾滿意率達96.5%。
跨域通辦、產權入市、居民議政——紅古區這些深化改革所做的實踐，看似各辟蹊徑，實則殊途同歸。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樸素的目標：把事辦進老百姓的心里，讓生活于此的人們感到更便利。紅古的故事，正是這一標準下的基層答卷。（ 本報記者 王程君）